从先秦至魏晋，羌人一直生息于陇右地区。他们是影响陇右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，与历代中原王朝有着频繁的交往互动。中原王朝专掌羌人事务的民族职官，始于西汉时期设置的护羌校尉。汉末以来东羌与氐人迁徙陇右，曹魏设置东羌校尉治理陇右氐羌，争取他们对魏军陇右防御战的支持。西晋设立秦州后，东羌校尉既履行治理陇右氐羌的基本职能，又涉入秦州地方政治。

汉魏之际的东羌与氐人

东羌，主要由先秦以来一直居于安定、西河、上郡、北地等郡（大致包括今宁夏东部、陕西和山西北部一带）的羌人以及河湟西羌东徙边郡者共同构成。由于没有出现强有力的羌豪，东羌各部间不相统一。在匈奴统治蒙古草原时，他们从属于匈奴；匈奴衰落后，东汉朝廷征发他们为骑兵作战。直到安帝永初二年（公元108年），东羌诸种因响应先零羌叛乱才见载于史籍。此后东羌或与南匈奴、西羌联合反叛，或独举叛旗、频发动乱，使并凉虚耗，朝廷为忧。至灵帝初年，汉廷决心剿灭东羌。建宁元年（公元168年），护羌校尉段熲追剿先零羌，其余部四千落（一落五口）散入汉阳郡。建宁二年（公元169年），段熲又于汉阳大破东羌，谒者冯禅招降东羌余寇四千人，分置于安定、汉阳、陇西三郡。自此，东羌的分布范围自安定以东，西迁至以陇山、六盘山为中心的汉阳、陇西诸郡。

建安（公元196年—公元220年）后期，割据陇右的马超、韩遂常招诱东羌与曹操抗衡。据《三国志·魏书》，建安十八年（公元213年），“马超在汉阳，复因羌、胡为害”。汉阳是东羌盘结之地，马超诱以为兵的汉阳羌众当属东羌。建安十九年（公元214年）夏侯渊复征韩遂，时“长离诸羌多在（韩）遂军”。“长离诸羌”，以其居地长离川为号。据《水经注·渭水》及《读史方舆纪要·陕西八·巩昌府》，长离水所历广魏、天水二郡，皆在东汉汉阳郡内。居于长离川、加入韩遂军的“长离诸羌”，应是东汉后期徙至汉阳郡的东羌余众。因此，曹操剿灭韩遂、马超后，尚需设置专门职官领护此地叛降不定的东羌。领护东羌的东羌校尉，始见于曹魏甘露元年（公元256年）东羌校尉邓艾大破蜀军于南安、天水两郡。曹魏的南安、天水二郡，就在东汉安置东羌的汉阳郡内。可见，曹魏时已在陇右正式设置东羌校尉，加强管理。

这一时期除东羌外，以陇山、六盘山为中心的地区也是氐人盘踞之地。汉代氐人主要分布在武都郡，此地通道陇蜀而控扼噤要。汉魏之际，氐人据地自雄，常跟随刘备等敌对势力反叛，不附曹操。这促使曹操多次内徙氐人，以隔断他们与陇蜀要冲的地理联系。《三国志·魏书》记载，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，曹操迁武都氐“五万余落出居扶风、天水（即汉阳郡）界”，这是氐人入居陇右、关中之始，迁入人口达二十余万。不久，曹操又命武都太守杨阜“前后徙民、氐”万余户于陇右之天水、南安、广魏郡内。延康元年（公元220年），“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”，居天水郡。这几次大规模北徙，使陇右的天水、南安、广魏三郡成为氐人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。因此，设置于陇右的东羌校尉在领护东羌的同时，也需兼领雄豪不附、叛降难测的陇右氐人，这与东汉的护乌桓校尉兼管塞外鲜卑的状况是类似的。

东羌校尉的设置与魏、蜀陇右之争

管理陇右的东羌与氐人，固然是曹魏设置东羌校尉的主要目的，但这一时期，魏、蜀激烈争夺陇右的形势，也是影响此官建置的重要因素。自曹魏太和二年（公元228年）至青龙二年（公元234年），诸葛亮曾率军五次北伐，战略意图皆在夺取陇右。在对陇右的进攻中，蜀汉注意吸收当地氐羌兵加入蜀军。《汉晋春秋》记载，诸葛亮自言其北伐军中有“賨、叟、青羌散骑、武骑一千余人”。其后，蜀汉夺取武都、阴平，也有赖于二郡氐羌的降集。

诸葛亮死后，蜀汉由出身天水郡、深谙氐羌风俗的姜维主政。他在北伐中，更加重视氐羌部落对陇右战局的影响，认为若诱使陇右“诸羌、胡以为羽翼”，“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”。《益部耆旧杂记》载，姜维“每出北征，羌、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，国赖其资”。可见，征用羌胡兵众及部落物资以充军实，是蜀汉北伐的兵员和物资来源之一。面对蜀汉招诱氐羌，大举进攻陇右的形势，曹魏亟须加强军事防御。而盘踞陇右的氐羌部落之向背，正是左右魏军防御实力的重要因素。因此，曹魏在陇右设置东羌校尉镇抚氐羌各部，以防止他们加入蜀军，掣肘魏军对陇右的军事防御。

与此同时，曹魏也沿袭蜀汉故计，积极招募氐羌兵，为防御陇右提供兵力支持。出土于今甘肃西和县的“魏归义氐侯”“晋归义羌侯”“晋归义氐王”三组驼纽金印，真实反映了曹魏、西晋政权通过封赐氐羌部落首领汉制爵号拉拢氐羌的史实。而向羌氐部落首领赐爵封号，以及招募、统率氐羌兵均由东羌校尉负责。甘露元年（公元256年），东羌校尉邓艾于上邽大破蜀军。虽然史籍对于此役邓艾是否统率氐羌兵没有明确记载，但景元四年（公元263年）曹魏募集五千“羌胡健儿”随邓艾伐蜀，为魏军自阴平小道攻入蜀汉提供了重要的武力支持。这些“羌胡健儿”英勇善战、熟悉地形，是魏军的精锐部队。曹魏将这支精兵授予邓艾，应与他在担任东羌校尉时曾率领氐羌兵对蜀作战有关。

秦州之立与东羌校尉涉入陇右政治

魏晋递嬗后，西晋沿置的东羌校尉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。这主要体现在西晋于陇右设立秦州，以及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共同管理陇右军政、民族事务体制的成立。

以山川划分政区是世界各文明古国的通行原则。陇右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，为在此设置独立政区奠定基础。《读史方舆纪要·陕西八·巩昌府》载，陇右“自古用武之国也。……东上秦、陇而雍、岐之肩背疏，南下阶、成而梁、益之咽喉坏，西指兰、会而河、湟之要领举”，具有很高的军事战略价值。周人兴起、秦人伐戎、隗嚣割据、魏蜀鏖战都发生在陇右。但陇右政区的建立却颇为坎坷。魏文帝时曾以陇右置秦州，但不久即罢。至泰始五年（公元269年），西晋为防备河陇鲜卑叛乱，以雍州陇右五郡（陇西、天水、南安、略阳、武都）及凉州之金城、梁州之阴平置秦州。河西鲜卑入居河陇，始于曹魏后期邓艾纳鲜卑数万置于雍州、凉州之间，与汉民杂居。至西晋初年，河西鲜卑频发动乱，大臣傅玄建议在陇右设立秦州，加强管理。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平定河西鲜卑动乱后，河陇局势日渐稳定，西晋设立秦州的初衷已不复存在，遂于太康三年（公元282年）废罢秦州。

秦州被废后，各属郡还归雍、凉、梁三州。其中，陇西、南安、天水、略阳四郡还于雍州，使雍州人口猛增。据《晋书·地理志》载，雍州有户九万九千五百，陇西、南安、天水、略阳四郡有户两万五千一百。四郡并入后，雍州人口达十二万余户。太康七年（公元286年），又有十余万匈奴人徙居雍州。迫于人口压力，朝廷分雍州之陇右复立秦州。至此，秦州成为西晋州级行政区划之一。复立后的秦州属郡发生变化，凉州金城郡未再并入。《读史方舆纪要·陕西九·兰州》载，金城为河西诸郡之最，“介戎、夏之间，居噤喉之地，河西、陇右安危之机，常以金城为消息”。可见泰始年间将金城并入秦州，是为了在自然地形上将整个乌鞘岭以东地区纳入秦州，防止鲜卑有东西流窜之地。到太康年间，河陇局势渐趋稳定，故金城郡未再并入。

秦州复立后，掌管陇右氐羌的东羌校尉被纳入秦州地方职官系统，东羌校尉所领府兵也成为秦州重要的军事力量。关于东羌校尉的领兵数量，史籍没有明确记载。但从曾担任东羌校尉的邓艾率五千“羌胡健儿”伐蜀来看，东羌校尉领兵在五千左右。《晋书·职官志》还记载，晋惠帝元康年间，“护羌校尉为凉州刺史，西戎校尉为雍州刺史，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”，管理各民族的校尉官与属州刺史兼领的制度由此确立。在此制度下，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兼领，这使它在履行管理陇右氐羌职能的同时，进一步涉入陇右地方政治，宣告东羌校尉与秦州刺史共同管理秦州军政、民族事务体制的成立。

东羌校尉与西晋陇右政局

西晋前期，河西鲜卑、陇右氐羌的动乱都曾威胁秦州，东羌校尉积极讨伐叛乱，维护地区稳定。在泰始五年（公元269年）河西鲜卑动乱方兴未艾之际，朝廷以“素有恩信于西方”的胡烈出任秦州刺史兼东羌校尉，旨在依靠他的军事才能和个人威信，制御“诸胡”，遏止叛乱。泰始六年（公元270年）胡烈战死后，陇右东羌、鲜卑相继反叛，严重威胁秦州安危。为迅速平叛，朝廷在秦州首次设置都督区，增强军事防御。又以名将杜预继任秦州刺史兼东羌校尉，征讨叛乱。《晋书·杜预传》载，杜预缜密分析战势，认为鲜卑此时马肥兵壮，不应急于出兵，“宜并力大运，须春进讨”。但由于秦州都督石鉴与杜预有“宿憾”，加之二人对进兵时机意见不一，致使在平叛初期秦州陷入都督与东羌校尉的严重内斗。在石鉴的弹劾下，杜预被“征诣廷尉”，他提出的“须春进讨”鲜卑的良策未能在平定叛乱上发挥作用。      （转A08版）